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获奖作品《冬》(编导:崔月梅、苏娅菲),以“冬”为隐喻,将深冬的肃杀之气与生命的勃发之力形成鲜明的对比,勾勒出一幅苍茫凛冽的深冬景象。作品韵律刚柔并济,塑造了严冬时节朝鲜族女性熠熠生辉的群体形象,展现了她们在逆境中的坚韧品质,传递出朝鲜族人民豁达淡然的生命观,并借此探讨当代与传统的关联。
传统意蕴的当代转译,是指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为根基,在创作中深入开掘作品的精神内核与艺术精髓,结合当代审美与社会语境,对传统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表达,让传统文化在保持本真的同时焕发新生,实现历史文脉与现代价值的有机融合。这一理念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中备受重视,它既强调尊重传承文化的根源,又倡导以开放的姿态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。
在全球化审美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,部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品逐渐陷入“元素拼贴”与“符号消费”的误区,民族舞蹈的文化深度被稀释为视觉奇观。在此背景下,如何在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之间寻求平衡,实现民族舞蹈文化基因在当代表达中的延续与转化,使其符号系统在新语境中被“再编码”而不失文化本真,是民族舞蹈研究与实践的核心议题,也是当前教学与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图腾动态转化,身体语言的当代表达
朝鲜族舞蹈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,形成了以“柳手鹤步”为核心的身体符号系统,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价值。“柳手”指舞者双臂于空中划出柔韧曲线,运动轨迹恰似柳枝随风摇曳,既展现出轻盈之态,又蕴含着内在张力。“鹤步”指以稳健的节奏与高雅的姿态模拟仙鹤行走,以体现“远”“静”“洁”的审美理想。二者并非单纯的动作样式,而是朝鲜族在自然崇拜与生命伦理中沉淀出的文化隐喻。
从符号学视角看,“柳手鹤步”属于典型的“象征符号”(symbolic sign),其意义不止于形态模仿,更在于通过身体轨迹传递精神信息。舞者通过“顿—抻—伸”“结—解—化”的动态组合,将鹤之品格转译为可感知的身体经验,使观者在视觉层面触发情感共鸣,进而进入文化记忆的深层结构。人类学家维克多·特纳(Victor Turner)指出:“仪式符号具有‘多重语义浓缩’(multivocality)之特性,其意义会随语境转换而不断更新。”注在此意义上,“柳手鹤步”并非封闭性遗产,而是一种可被“再仪式化”(re-ritualization)的动态符号,其生命力源于持续的语境迁移与意义再阐释,而非静态复刻。
在《冬》中,为了更加具象地表达主题并拓展“冬”的意涵,笔者对“柳手鹤步”进行了系统性的解构与重组,试图展现出鲜明的当代意识。在动作轨迹方面,突破传统“立圆”逻辑,将双臂运动改为45°斜线切割,改连贯循环的“和谐”为断裂突进的“张力”。这一处理既丰富了视觉表达的层次,也隐喻了从“自然循环”到“生存抗争”的叙事转向。在足部设计方面,引入“冰面滑行”意象,以足尖拖地与横移营造“滞涩感”,颠覆了传统鹤步的“轻灵”语义,使舞者身体在“迟缓—抗争—再前行”的节奏中呈现严寒中生命的坚韧。这样的处理塑造出一种“境遇性身体”(situational body),让动作从审美样式转化为叙事主体,实现从“符号再现”到“意义生产”的跃迁。动作结构则进行了横向与纵向双重调整,横向将传统“圆”形手位切割为90°折角,舞者在转折点处以呼吸爆发强化“抻”的韧性张力;纵向将传统螺旋式“腰拧”转化为轴向对折,使身体动作产生冰裂般的撕裂感,同时保留朝鲜族舞蹈独有的“顿—抻—伸”“结—解—化”动态特征。
动作不是复古的标本,而是当代情感的发生器。笔者提出的这一创作理念与表演学者佩姬·菲伦(Peggy Phelan)提出的“表演之不可存档性”(unarchiveability)形成呼应,“真正的文化传承并非复制可见之物,而是在每一次身体启动中重新生成不可重复的意义。”注由此观之,《冬》所实现的图腾转化并非去传统,而是以其为生成基质,在新的语境中激活符号的叙事潜能。

形似阶段探赜,文化内化求真
笔者在《冬》的构思创作初期提出了“图腾转换训练法”这一概念,该训练法分为三个阶段逐步推进。首先是形似阶段,强调以规范的轨迹与节奏重现“柳手鹤步”的外部形态,以此建立动作“原型”。其次进入神传阶段,通过呼吸、凝视训练及语境讲解,将鹤所象征的高洁、坚韧等品质内化为情感意象。最后是再造阶段,鼓励学生在保持动作基因核心的前提下,开展空间、节奏、力量维度的变奏实验。课堂观察显示,受训学生在第三阶段普遍能产出既具个人风格又“可识别”的鹤步变体。这表明,“拆解—重构”这一教学策略,有效促进了“传统身体”与“当代主体”的对接。
此外,《冬》的图腾实践还揭示了民族舞蹈在当代语境中的“再符号化”机制,传统符号并未被简单替换,而是在新的叙事框架中被赋予了“二次神话”功能。《冬》通过斜线切割与冰面滞涩的动态质感,将“鹤”的高洁转译为“生命于酷寒中坚持”的当代价值观,既保留了传统符号的伦理高度,又回应了当代观众对“抗争—希望”主题的情感需求。
埃米尔·杜尔凯姆(Émile Durkheim)指出:“图腾即社会之投射,其功能在于通过象征形象凝聚集体意识。”注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,图腾从来不是孤立的自然崇拜,而是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重要机制。舞蹈作为最直观的身体表述,使这种象征性得以动态化、情感化地呈现。《冬》中“鹤”的再造,既再现了民族品格,也成为个体经验与群体记忆之间的桥梁,舞者在身体实践中与集体历史产生联结,观众则通过审美感知参与文化共鸣,从而完成“象征—情感—认同”的闭环。莫里斯·梅洛-庞蒂(Maurice Merleau-Ponty)强调:“身体并非世界之客体,而是我们得以进入世界的通道。”注从身体现象学的视角来看,舞者身体在《冬》的再符号化过程中成为“意义发生场”,每一次呼吸骤停、每一次斜线撕裂,都在生成“冬之冷冽”与“生命顽强”的交叉意象。这种“身体化隐喻”(embodied metaphor)使舞蹈超越表面描绘,成为观众可感、可思、可共情的“体验性文本”。
“柳手鹤步”的符号解析与《冬》的创作实践相互印证,揭示了民族舞蹈图腾在当代的“再符号化”路径,即先识别其文化基因,再于新语境中重构叙事逻辑,最终通过教学与表演实现“文化内化—主体生成”。这一过程不仅回应了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之间的学理张力,也让作品创作实现了从“形似”到“文化内化”的跨越。

冰雪符号承继,舞台视觉表意
朝鲜族聚居于中国东北地区,冬季漫长而寒冷,冰雪覆盖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朝鲜族“尚白”的传统,其素有“白衣民族”之称,而“白”也成为朝鲜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象征。作品《冬》中,朝鲜族舞者身着白色长袖长裙起舞,呈现出“清而不冷、雅而不俗”的审美特质。白色既代表着视觉层面的纯净,也折射出朝鲜族追求质朴、崇尚真诚,注重内在精神的生命态度与价值观。对白色的强调,不仅是一种美学选择,更是对自然环境与民族生存智慧的文化回应。
在继承“尚白”美学传统的基础上,笔者对舞台视觉进行了大胆探索,营造出一个既根植传统又具有现代感的视觉世界。这一探索贯穿于服饰细节、舞美灯光的整体审美叠合之中:在服饰设计方面,舞者统一着白色长袖服饰,延续了朝鲜族“白衣民族”的文化符号。同时,在袖口与裙摆处增加冰晶状硬质刺绣,纤维质地的光泽与硬朗的触感使其在舞动中表征“坚韧之美”。灯光照射下,服饰呈现出晶莹剔透的质感,进一步强化了冰雪的视觉意象。这一设计不仅延续了白色所隐喻的高洁品格,还赋予其寒冷、凝结等语义。朝鲜族“尚白”的美学传统强调内敛与质朴,而《冬》中的“冰白”则突出冷峻与坚韧,展现了民族美学在当代语境中的转化。
此外,《冬》的音乐设计融入了风声、冰裂声等环境音效,当这些声响与灯光下“刀”的闪烁光影相呼应时,便构建出一种多感官合成的沉浸氛围。这种“视听一体”的感知机制,使舞蹈欣赏超越单纯的视觉享受。观众沉浸其中,既能感受到“尚白”传统的文化延续,又能领略到当代表达带来的陌生化效果,从而在熟悉与新奇的张力中实现审美共鸣。

气息风格嬗变,剧目意趣显深
朝鲜族传统舞蹈以“呼吸为脉、气韵生动”的身体逻辑和“顿—抻—伸”“结—解—化”的动作特征构建出独具美感的艺术范式,以“以气运形”的身体哲学与“柳手鹤步”的身体符号系统构成独特的文化身体。然而,随着民族舞蹈教育制度化的推进,其动作语汇逐渐趋于标准化与技术化,从而带来文化语境剥离与象征系统萎缩的隐忧。过度技术化会使民族舞蹈脱离原本所处的文化土壤,逐渐演变为可机械复制的身体范本。长此以往,不仅易陷入模式化困境,更会抑制其创新与突破。
作品《冬》在充分汲取朝鲜族舞蹈风格特质的基础上,融合当代舞台审美理念,不局限于传统语汇的机械复现,而是通过解构与再造,为民族舞蹈的当代表达开拓出新的叙事空间,赋予其全新的审美价值。
在呼吸技法方面,《冬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实验性探索,主要体现为“逆向呼吸法”的运用。相较于传统朝鲜族舞蹈中常见的“快吸慢吐”,《冬》采用“短促吸气—急速吐气”模式。这一呼吸方式模拟了冬季寒风刺骨、空气稀薄时人的生理感受,强调呼吸的急促,使舞者动作呈现出一种生理性的抗争状态。呼吸方式的改变,不仅在技术层面改变了动作的节奏质感,更在叙事层面强化了“冬”的主题。短促吸气使舞者身体瞬间收紧,急速吐气则推动身体骤然展开,这种急促的张合使观众感受到严寒中困难的生命处境,从而在感官与心理层面形成对“冬之冷冽”的共鸣。
《冬》所呈现的呼吸驱动机制,可视为舞蹈身体在当代的“动力学转化”。呼吸不仅是动作的生理基础,更是情感与意义的发生机制。呼吸对于情感表达来说尤为重要,它决定了演员的表达状态,是演员情感体验与呈现表演状态的核心通道。同样,舞蹈也通过呼吸实现由内而外的情感流动。对舞者而言,呼吸既是内在心理与外在动作之间的桥梁,也是情感传达得以实现的基础。因此,呼吸机制的改变,往往意味着舞蹈叙事逻辑与身体表现范式的深层调整。
遵循“以气运形”的核心理念,《冬》的呼吸既可以是柔和舒展的,也可以是急促断裂的,它的可塑性为舞蹈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。通过对呼吸的创作探索,作品既守住了民族文化基因的精髓,又有新的叙事逻辑与表现张力。正因如此,呼吸驱动机制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尝试,更是舞蹈学理与美学的深度延展,是民族舞蹈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的生动例证。

排练剧照
舞步“化”境:《冬》的至美之变
陶渊明在《神释》中提及的“大化”,通常被理解为天地自然的无穷变化,即道家所说的“化育”或“自然之化”。“纵浪大化”意味着顺应天地万物生灭流转的规律,承认人的生命本质上与草木、山川一样,处于无常的生成与消逝之中。正因如此,才有了“不喜亦不惧”的说法,即人们在承认“化”的不可抗拒后,能达到一种超脱的心境。在《冬》的创作理念中,“化”亦是顺其自然的生灭变化。换句话说,《冬》中的“化”强调自然过程的必然性,是人力无法左右的“生死归于大化”。
朝鲜族传统舞蹈有“结、解、化”的动作逻辑:“结”是收束与凝结,彰显张力和力量感,是动作的开端;“解”是舒展与放开,表现为身体与呼吸一同释放,是动作的过程;“化”则是动作的转化与延续,它让动作从一个状态自然过渡到另一个状态,并非生硬断裂,而是带着呼吸与情感的流动性变化,是动作的结尾。《冬》中的“化”着重体现身体能动的转换,是舞者在动作与气息中主动“生成”的过程。
表面上看,陶渊明的“化”与《冬》的“化”分属哲学与艺术两个不同语境,但二者在深层逻辑上存在共鸣:第一,都强调自然——陶渊明认为“大化”是顺应自然,不违背生灭的必然;《冬》中的“化”同样追求顺势而为,动作自然流畅,以呼吸引导身体自然过渡,达到一种接受与化解的状态。其二,二者皆体现为“无间断的流动”——“大化”是万物无休止地生成与消逝;《冬》中的“化”则表现为身体在时空中不断生成与延展,始终为下一动作蓄势。其三,二者均指向某种心态与境界——陶渊明的“不喜不惧”是在“大化”中寻得生命的安顿;《冬》中的“化”则是在动作逻辑中找到情感与生命的持续性,亦蕴含对精神故乡的向往与升华。可以说,陶渊明的“化”是一种宇宙论的终极指向,而《冬》中的“化”则是身体实践中的当下体现。前者勾勒“生命之流”,后者演绎“动作之流”,二者共同指向一种顺应自然而非僵硬抗拒的生活智慧与艺术态度。《冬》对“化”的诠释与运用,符合当代舞蹈创作形式与内容相融合、审美与思辨相贯通的要求,也在舞蹈创作中彰显了艺术的写意之道。
作品《冬》的创作实践表明,传统与当代是相互促进、融合共生的。绵延千年的文化在传承中不断流变,亦在碰撞中发展。《冬》试图通过艺术创作探索,延续朝鲜族舞蹈的风格特征,同时让源自朝鲜族的文化在当代舞台上尽情舞动。